【基本案情】

A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；B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。

2020年2月21日，何某、刘某签订《协助采购合同》，约定B公司委托A公司采购5000支某品牌医用额温仪，总价150万元，2月26日至29日交货，交货延迟或质量问题可协商退款、退货。A公司收到B公司150万元货款后，即向生产企业订货并预付货款125.95万元。后因疫情期间政府临时管控额温仪的主要配件温度传感器，生产企业无法按时完成订单。何某向刘某解释并承诺补偿200支额温仪。2月28日至3月10日，何某交付给B公司额温仪约2000支。B公司经抽样送计量测试机构检测，显示温度偏差较大。3月中旬政府取消管控措施，何某于3月16日前向B公司发送余下3000多支额温仪，前后共计5200支。B公司对后面3000多支拒绝收货。何某提出重新检测，刘某提出有质量问题且交货延期，要求退款1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。何某同意但表示资金已用于采购，短期内无法退款。后B公司再次电话联系，何某未接听。

【案件办理情况】

2020年4月2日，B公司派员到公安机关报案。次日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何某未采取强制措施，并邀请检察机关同步介入。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，提出调查取证建议，查明A公司迟延交货系客观原因导致，其在疫情期间曾有多笔类似交易且均已履行完毕。检察机关认为，本案不属刑事犯罪，于4月24日发出《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》。4月27日，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本案。随后，检察机关走访报案单位，进行释法说理，建议双方合理协商解决经济损失问题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办理经济犯罪案件，应严格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界限。具体在合同诈骗罪中应注意以下几点：一是防止客观归罪，避免片面关注行为结果而忽略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或者以造成损失后果代替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。二是关于非法占有目的，可从有无实际履约行为、资金去向、以往交易履约情况等方面综合认定。三是严格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行为。本案中，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引导侦查取证，从介入侦查到监督撤案仅20余天，增强了监督的及时性，使刑事诉讼对企业的不利影响明显降低。撤案后，检察机关上门通报案件情况，针对焦点释法说理，引导双方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纠纷、化解矛盾。